卡倫·斯滕納（Karen Stenner）指出，人類的先天傾向，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人中普遍存在，即崇尚一體性和同一性，同時害怕多樣性和覆雜性，「在感知到威脅的條件下表現得最為強烈……特別是在失去共同的身份和信仰感時……。當他們被誘導去擔心[他們所珍視的目的]，以及為他們服務的社會安排，可能會受到威脅」。這正是專制主義者茁壯成長的時候，並將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三分之一的人，「他們尋求多樣性、覆雜性、新穎性、新的和令人興奮的體驗」，這是人類的另一種先天傾向。兩者都有進化的意義，以確保人類群體的生存：「如果一個群體內有太多的人拒絕新事物，如新的食物來源或第一次見面的人，這個群體可能會餓死或基因庫枯竭。太多的人追求新奇，群體就有可能通過不可食用的食物來毒害自己，或者被第一次見面的人可能攜帶的致命病原體所隱藏感染」。史蒂芬·菲爾普斯（Steven Phelps）解釋說：「為了使群體選擇發揮作用，行為生態學家認為個人所做的決定最終是自私的，必須以某種方式與群體的不同成功或生存相一致」。這看起來像是一種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貿易和市場，在那裡，數十億次的交換和拒絕，試驗和錯誤，自動將自利的決定引向群體的收益，「從而在無意中，在不知不覺中，推動了社會的利益」。
凱瑟琳·佩姬·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精闢而正確地表達，「堅持DNA很重要，在科學上是準確的；堅持它是唯一重要的東西，在科學上是離譜的」。然而，貫穿亞伯拉罕宗教的決定與自由意志的古老神學二分法，再次擡起了宿命的頭，否定了人類的能動性，將其簡化為僅僅是上帝的決定（或基因的決定，在其現代的化身）的結果。宗教和世俗的決定論者越是告訴人們，他們不過是由一個更高的、隱藏的主人操縱的木偶，對瘋狂科學家的恐懼就越大，遺傳學和人類機構之間的任何聯系都有可能被決定論的希拉和弗蘭肯斯坦和莫羅醫生的卡里布迪斯所撼動。
這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觀點，它貶低了動物和人類的聰明才智，以使他們服從於任何被認為比他們自己更強大的東西，是意義和目的的提供者，無論是上帝或她的現代化身，自然或基因，往往被松散的比喻所定義；這是宗教概念的殘餘內化，必須被發現和拆毀，以使人類的推理從過去甚至沒有過去的硬接線成見中解放出來。以及科學思維的內在障礙，亟需巴什拉的認識論與上述二分法本身決裂，因為在一個結構、一個系統、一個喬治-艾略特的「網[其中]人們無法在不觸及所有其他股的情況下解開一個股」中，這種因果關系的二分法在拉普拉斯的宇宙描述中有著與上帝相同的地位。「我不需要那個假設」。
獨裁者的盛行，因為那些基本但可塑性強的取向在個人身上不斷運動，使社會的平衡走向停滯、衰敗，最終是死亡。不過，在一個充滿威脅的社會中，他們會占上風，使事情變得比實際情況更糟糕，因為正如琳達-K-斯基特卡等人指出的那樣，資源的稀缺加上對致命危險日益增長的認識所帶來的更高的認知負荷，是將思想自由的人變成專制者的強大動力，顛覆了卡倫-斯坦納的平衡。「那些尋求多樣性、覆雜性、新穎性、新的和令人興奮的經驗等的人，以及那些對這些東西感到厭惡和反感，避免這些東西，並告訴其他人也這樣做的人，在人類進化中傾向於蓬勃發展和繁榮的社區」。 仇外心理和排外心理之間的一種微妙的、無形的平衡，滲透到所有的社會安排中，就像空氣中的塵埃，只有一束陽光才會讓人突然看到，就像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私人威利斯唱的那樣，無孔不入：
大自然總是有意安排
每一個男孩和女孩
活著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不是有點自由主義
否則就有點保守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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